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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扶贫:扶贫扶智惠民生

       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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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月13日,吴松桃(右)与杨银会在展示自己绣制的背带。贵州省榕江县寨蒿镇票寨村绣娘吴松桃组织30多名妇女,利用农闲时间进行侗族手工刺绣,制作侗族背带、盛装、手包等产品,销往贵阳、广州、上海等地,人均年收入超30000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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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视剧《二十四道拐》播出后引起关注,晴隆县顺势而为,运用这一效应将文化嵌进旅游发展版图。

扶贫先要扶志。要冲出经济洼地,首先要构筑精神高地,改变自卑、自轻、自懦、自弃心理,树立和形成自尊、自重、自信、自强的文化思想;抛弃故步自封、不思进取的精神状态,倡导改革创新、锐意进取的文化氛围。

郑传楼本人的扶贫动力,来自于对乡土的热爱,来自于少小离家时亲人们的殷切期望。他不止一次地说:“一个连父母都不孝敬的人,谈何热爱人民;一个连家乡都不热爱的,谈何热爱祖国。”这正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“孝”文化。

文化产业扶贫“千村计划”以项目扶持的方式,开展文化产业扶贫,总结探索出文化企业“公司+农户”带动增收,文化产业园区(基地)吸引企业入驻带动就业,建设文化旅游景区开展文产扶贫,龙头文化企业向贫困村订单扶贫等模式。

如何把基层文化建设融入到当地精准扶贫整体战略全局中,切实发挥文化在扶贫攻坚整体战略实施中的应有作用,探索具有国家层面示范价值的文化扶贫的贵州经验?2016年5月,文化部艺术科学基金首次设立智库项目,批准立项4个重点课题,其中就有贵州省文化厅申报的《文化扶贫的贵州样本研究》。

2016年,在省委出台的《关于建设多彩贵州民族特色文化强省的实施意见》中,“文化扶贫”的创新设想正式被写进文件。而后,《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规划》《贵州省宣传文化系统助推脱贫攻坚行动方案》《文化产业扶贫“千村计划”实施方案》《贵州省传统手工技艺助推脱贫培训计划》等一系列文件相继下发,不断完善文化扶贫的顶层设计。

在这一基础上,今年4月,由省文化厅编制的《贵州省文化厅文化扶贫行动计划(2017-2019)》出台。

文化扶贫 立志扶智

从2016年12月25日,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》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,并于2017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;到近日,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、工业和信息化部、财政部制定的《中国传统工艺振兴计划》,要求到2020年,传统工艺的传承和再创造能力、行业管理水平和市场竞争力、从业者收入以及对城乡就业的促进作用得到明显提升。

一直以来,国家层面对于“文化扶贫”的工作重点,更多是落在公共文化服务与传统工艺传承这两个方面。但是,“面对贵州这种特殊贫困状况,单单强调公共文化服务与抓好传统工艺培训,是不够的。”贵州省文化厅厅长徐静说。

为此,省文化厅提出了“文化育民、文化励民、文化惠民、文化富民”这四个着力点。“四民”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“富民”。对于“文化扶贫”的定义,贵州从一开始就走在了全国前列。在这里,文化不仅仅是阳春白雪的文艺作品,更是抒写在广袤大地上的大文化扶贫篇章。

徐静认为,相比起其他区域发展要素,文化的功能更加多元化,其既能提供鼓舞人心的精神动力,又可以转化为地方经济的发展要素。她指出,在实际扶贫过程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是,因为戴着脱贫的帽子可以要补助,从而缺乏想要脱贫的内生动力。“这就需要文化来凝聚人心,鼓舞斗志。”

扶贫先要扶志。要冲出经济洼地,首先要构筑精神高地,改变自卑、自轻、自懦、自弃心理,树立和形成自尊、自重、自信、自强的文化思想;抛弃故步自封、不思进取的精神状态,倡导改革创新、锐意进取的文化氛围。

回溯2016年省委宣传部与省文化厅主办的首届多彩贵州文化艺术节,其宗旨正是基于这样的指导思想而产生。艺术节集中推出了一批艺术展演、非遗展示、阳明文化咏诵、长征文化传承等系列主题文艺活动,总计150余场,直接参与群众30余万人(次)。通过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旗帜,不断激起贫困人口崇德向善、奋发向上的精气神,点燃人们致富奔小康的激情,激活人们反贫、扶贫、抗贫动力和创业、创新、创造活力。

另一方面,通过文化产业扶贫“千村计划”、“三区”文化人才支持计划和“非遗”传统手工技艺培训计划,大力培养乡土文化人才,积累了文化领域“以智扶贫”的新经验。其中,由省文化厅牵头的“非遗”传统手工技艺培训计划,被纳入2016年贵州省政府民生实事,共培训传统手工技艺传承人1万余人,带动数千名手工技艺骨干,数万名贫困农户传承人的脱贫致富能力得到有效提升。

此外,为加快构建覆盖城乡、便捷高效、保基本、促公平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,打通公共文化服务贫困地区群众的最后一公里。2016年全省投入“两馆一站”免费开放专项资金9864万元,补助公共图书馆、文化馆、乡镇综合文化站、社区文化中心1779个;投入农村文化建设专项补助资金7553万元,补助16859个基层农村文化服务项目建设;投入2672万元为1336个贫困村配置公共文化设备。

力量集合 文化反哺

在贵州,通过政府搭台、文化反哺的扶贫方式,使得脱贫群众以主人翁的精神主动参与到反贫困行动中,激发了反贫困的内生动力,有利于从“等、靠、要”的“输血式扶贫”向“造血式扶贫”的转变。

1989年,时任贵州省农业厅机关党委副书记的郑传楼,出于对家乡的关爱和对“三农”工作强烈的责任感,毅然担当没有一分钱报酬的自强村“名誉村长”。18年来,郑传楼多方奔走,为家乡架桥、修路、挖池、饮水、新建希望学校。同时,通过文艺演出活动、无线电广播,不断传播先进文化,更新村民的思想观念,引导他们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迈进。在郑传楼的不懈努力下,过去文盲过半的自强村,已培养初中生、高中生、大学生2000多人。

2004年,受郑传楼“名誉村长”模式的启发,共青团贵州省委在全省启动“春晖行动”,以“名誉村长”的扶贫模式,组织离乡在外的游子关注家乡的扶贫开发及精神文明建设。据统计,“春晖行动”13年来,共感召5万余名在外游子反哺家乡,整合资金数亿元,在全省脱贫攻坚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。

郑传楼本人的扶贫动力,来自于对乡土的热爱,来自于少小离家时亲人们的殷切期望。他不止一次地说:“一个连父母都不孝敬的人,谈何热爱人民;一个连家乡都不热爱的,谈何热爱祖国。”这正是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“孝”文化。

郑传楼认为,精准扶贫是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发展目标开展的最为重要的工作,为之补充的“春晖文化”是以亲情、乡情、友情作为情感纽带,广泛联络在外游子参与家乡建设,促进家乡经济、文化和社会发展,其参与的力量是无穷无尽的。

无独有偶。就在自强村所属的遵义市正安县,2015年年产吉他150万把,产值15亿元;2016年产销量达300万把,实现产值30亿元。印着“中国正安”的吉他,远销东南亚、欧美等30余个国家和地区,占中国吉他出口总量的30%。

据了解,2013年正安人在广州经营的神曲乐器制造有限公司,成为第一家返乡创业企业,公司投资1.6亿元建成两条木吉他生产线、一条电吉他生产线,年产吉他70万把,产值约7亿元,解决就业650余人,成功走出正安吉他产业发展的第一步。

一面是游子反哺家乡,一面是政府大力引进。截至2016年底,“正安国际吉他文化产业园”已引进吉他生产企业26家,带动与之相关的进出口贸易、物流等配套产业的蓬勃发展,使得900余户建档立卡贫困户、3800余名贫困人口,通过吉他文化产业实现了稳步脱贫。

文化资源 助力经济

2010年以来,威宁自治县石门乡抓紧挂点帮扶的重要机遇,积极打造“石门坎”文化品牌,通过对石门文化遗址核心区的修复重建,对乡容村貌的全面改造,进一步夯实石门文化产业发展的坚实基础。在文化扶贫过程中,通过打造“石门十二景”等文化旅游品牌,对传统村寨进行文化包装,做到每村一业态,每寨一景致,每户一门路,每人一技能,“打造一村一品一电商”,促进文化与农业、旅游的深度融合。

依托自身的特色资源发展特色文化产业,从文化角度发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。近年来,贵州县域文化产业发展“三个一”工程,将文化、旅游、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,形成三位一体的文化产业发展新模式。

而“保护一方山水、传承一方文化、促进一方经济、造福一方百姓”,位于黔西南州晴隆县城南郊1公里处的“二十四道拐”,曾在二战期间作为国际援华物资运输的大动脉“史迪威公路”的咽喉,封存在历史的记忆中。2015年,由中央电视台、省委宣传部等联合摄制的电视剧《二十四道拐》首轮播出后,收视率稳居央视收视排名前茅,最终以近2%的收视率、网络播放总量5000万余次的辉煌战绩,使得“二十四道拐”再次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。

电视剧播出后,“二十四道拐”作为一个鲜明的文化符号,引起人们的强烈共鸣。晴隆县顺势而为,利用这一优势将文化嵌进旅游发展版图。2016年,晴隆县旅游年收入5.94亿元,比2015年的3.61亿元上升64.5%;全年游客量达79.21万人次,比2015年的48.91万人次上升62%,井喷态势迅速形成。通过一部电视剧打响一个区域的文化经济,使得“二十四道拐”成为我省文化扶贫又一典型。

同时,文化产业扶贫“千村计划”以项目扶持的方式,开展文化产业扶贫,总结探索出文化企业“公司+农户”带动增收,文化产业园区(基地)吸引企业入驻带动就业,建设文化旅游景区开展文产扶贫,龙头文化企业向贫困村订单扶贫等模式。

在黔东南州丹寨县,南皋乡石桥造纸村积极探索“协会+农户”的发展路子,同时与国内多家企业签约年产值500余万元合作开发;扬武蜡染协会采取“公司+协会+农户”的形式,与香港隆鑫公司签订了300万元产品加工销售合同,覆盖排倒等6个村;龙泉镇卡拉村鸟笼采取“公司+协会+农户”的模式发展鸟笼手工制作,年销售鸟笼15万只,产值400多万元。

此外,还有务川仡佬百匠园工程、六枝尚盛竹艺基地、黎平侗布保护传承基地、水族马尾绣扶贫基地等一大批产业项目,在脱贫攻坚中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,贵州的文化遗产正由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。

贵州样本何以具有国家层面的示范价值?该研究课题的带头人,贵州省文化厅厅长徐静认为,作为全国扶贫攻坚的主战场,贵州的脱贫对于国家的价值至关重要。在这里,长期积贫积弱的特殊地域环境,使其既缺乏物质发展的要素,也缺乏精神发展的要素。而文化既是特殊的精神食粮,也是特殊的经济产品,具有精神与物质层面的价值二重性。因此,贵州如果能发挥文化的多元功能,形成一种有效的脱贫经验,对于全国的很多贫困地区都会产生示范效应。(曹雯  吴泓 徐夏夏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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